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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东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哈佛大学富布赖特学者、凤凰网“十大观察家”、凤凰卫视《时事辩论会》特约评论员、《明报月刊》等多家报刊特约作家。联络:shoulicheng@hotmail.com 新浪微博:http://www.weibo.com/linquanzhongvip 腾讯微博http://t.qq.com/linquanzhong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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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故事〈四〉:琉球所受的「現代衝擊」  

2008-07-21 11:37:42|  分类: 琉球古今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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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閲讀琉球故事〈一〉:何謂“祖國”? 〈二〉沖繩歷史上的「國家」 〈三〉琉末菁英的“國家”意識

具社會普遍性的認同意識如何產生?在這問題上,從戰後包括族群意識與民族主義在内的衆多先驅理論中,當可粗略地歸納為兩大類。一是「泛歷史學派」,另一則是「泛現代學派」。

「泛歷史學派」主張歷史的連續性,認爲認同意識是在歷史長河中逐漸形成,不應當是到了現代才突然出現的。屬於該派別的論者所強調的正是共同的族源、文化紐帶與歷史記憶等因素,同時積極地在歷史中尋找民族主義的起源[1]。而「泛現代派」則力陳現代以前的社會並不具備條件以形成社會共同的歸屬意識,民族主義祇能是現代社會的產物。

筆者基本上站在「泛現代派」的立場上,認爲在缺乏像現代社會中所享有的統一法律、市場、國民教育、大衆傳媒的情況下,國家認同乃至廣域的民族或者族群認同這類具社會普遍性的歸屬意識都不太可能得以凝聚。不過,筆者也以爲,即使是前現代社會,在一小部分有機會參與朝政並與「異邦」或「異族」有接觸的政治與社會文化菁英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族乃至國家意識是有可能的。如前有關王國時期「琉球意識」的論述,可視爲這種觀點的個案。同時,筆者還支持史密斯對「泛現代派」的質疑[2],認爲國家認同以及具社會普遍性的族群認同不可能「憑空」地被「發明」[3]或「想像」出來[4],而經常會以共同的族源、傳統文化、宗教、語言、王朝歷史、民族英雄等歷史符號作爲媒介的。

從「泛現代派」的觀點來看,琉球要在全社會形成以國家或民族為忠誠對象的認同意識,在前現代的王國時期顯然並不可能。換言之,上述在部分政治菁英之間存在的「琉球意識」欲將其效忠的對象從「忠君」進一步過渡或擴展到「愛國」,並將該認同感普及到全琉球,都需要「現代」的洗禮。

問題在於琉球社會的認同發展並非朝著如此的方向邁進,琉球在步入現代的過程中所經歷的巨大衝擊,導致了至今仍有不少沖繩民衆在質疑:「到底我們是誰?」「何處是祖國?」

誠然,包括東亞地區在内的所有民族在建立或過渡到現代國家的過程中,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衝擊。然而,琉球民衆在民族與國家認同的建構上所處的困境,顯然不能與中國或日本、甚至朝鮮與越南同日而語。這種差異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各國在前近代東亞格局中所處的位置以及在進入現代前後所遭遇到的環境變遷。

東亞傳統的「世界」格局以「中華世界體系」為主軸。從「中心——邊陲」的視角來看,以「天朝上國」自居的中國是唯一的「中心」,而受其冊封的朝鮮與越南(安南)等屬國則為其「邊陲」。
    琉球故事〈四〉:琉球所受的「現代衝擊」 - 林泉忠 - 林泉忠的博客
    天朝上國"之皇宮及模仿皇宮的各屬國王宮
            (林泉忠《東亞國際關係史》講義資料)。

             琉球故事〈四〉:琉球所受的「現代衝擊」 - 林泉忠 - 林泉忠的博客
                       中華世界體系之外延結構圖

日本在明朝中葉以降脫離了「中華世界體系」,其後又暗中控制琉球,實際上成爲一個「疑似中心」或「準中心」(其後取代中國,在近代成爲唯一的「中心」)[5]。這兩個東亞「中心」雖然在朝近代過渡時受到來自西方不同程度的外壓,然而由於基本保留了原先的國界,以致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以及凝聚現代國民意識上相對來得順利[6]

而「邊陲」的朝鮮與越南,雖然當其長期依附的「中心」走向衰弱時,一度淪爲他國的殖民地,不過在殖民主義時代結束後,仍然獲得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機會[7]。由於在建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新的國家與過去王國時期的歷史得以接軌,因此新的國民在建構民族與國家認同上,所受到的衝擊也也相對比較小[8]

然而,曾與朝鮮、越南同列中國之屬國、位於東亞「邊陲」另一隅的琉球,近代以後在建構民族與國家認同上所走的路則大相逕庭。

琉球所經歷的「現代衝擊」可歸納為以下兩個層面。

首先是屬政治層面的「歸屬變更」。如前所述,琉球本為一半獨立的王國,一方面與中國維持以「封貢」為形式的宗屬關係,另一方面後來也臣服於薩摩。明治維新後,日本爲了「建立現代國家,劃定國界」,於一八七九年對「歸屬模糊」的琉球採取「處分」措施,將之併入「大日本帝國」的領土。是為琉球於近代以來經歷的首次歸屬變更。
               琉球故事〈四〉:琉球所受的「現代衝擊」 - 林泉忠 - 林泉忠的博客
                  亡國後被迫遷居東京的末代國王 尚泰1843-1901

這次變更在對琉球民衆在認同意識的形成上造成兩大影響。其一,由於琉球「及時」地被「處分」,以致琉末時期已在琉球菁英間萌芽的「琉球意識」,失去了受現代洗禮的機會,不能在其後的沖繩社會普遍地發展成具現代意義的「琉球民族主義」。其二,與其後新獲得的領土——臺灣與朝鮮不同的,是日本當時還未模仿套用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形式,沒有在琉球(改稱「沖繩」)設置總督府以統治之,而是採用「内地延伸」(改土歸流)的做法,設「沖繩縣」。由於該做法符合「建立現代國家,劃定國界」的説辭,在某種程度上「正當化」了日本吞併琉球的「合理性」;同時,在統治模式上與其他縣看齊[9],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批判日本對沖繩所採用的歧視性政策,以及因此主張民族解放或獨立建國的正當性。

沖繩所遭遇的「現代衝擊」的另一個層面是文化上的「同化政策」[10]。由於受現代國家的特性所致,與前現代的國家相比,「中心」不但在政治上,還在文化上要求「邊陲」的忠誠,以求在領土範圍内政治單位與文化單位的一致性,並釀成統一的國家認同。由此一來,「同化政策」在許多現代國家的建設過程中,都不同程度地被強制性地推行。日本在「同化政策」的推行上更是徹底,這從它在其後的殖民地推行同樣力度的「同化政策」可見一斑[11],這點與西方在對殖民地的經營上有著相當大的區別。日本在沖繩所強制實行的同化政策,除了日本語教育以及灌輸「忠君愛國」(忠「日本天皇」,愛「大日本帝國」)外,同時也壓制包括語言等沖繩的傳統文化。
   琉球故事〈四〉:琉球所受的「現代衝擊」 - 林泉忠 - 林泉忠的博客
     流傳至今的龍舟競渡等琉球文化深受中國影響(圖為琉球大學龍舟隊)

「及時」的吞併與徹底的「同化」,這雙管齊下的「現代衝擊」對沖繩社會所帶來的震撼,不言而喻。其結果使沖繩社會迅速日本化,沖繩的民衆也搖身一變成了「日本人」,甚至參與了其後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不過,值得指出的是,「現代性」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利便了日本對琉球的「改土歸流」;同時,「現代性」含有的對人權與自由價值的肯定,也常成爲反殖鬥爭或抵抗國家暴力的有效武器。沖繩在摸索自我認同的漫長歲月中,這種「現代武器」當然也曾出現過。

   〈請繼續閲讀 琉球故事〈五〉「三起三落」的「祖國」〉



[1] 泛歷史學派」的主要論者包括TillyPoggi以及Breuilly。參閲C. Till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C.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D. Pog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78)J. 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2). Geertz Issacs則可視爲早期的「原生論」代表人物。參閲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Clifford Geertz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of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Harold Issacs, Idols of the Trib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2] 相關討論參考Ernest Gellner and Anthony D. Smith, “The nation: real or imagined?: The Warwick Debates on Nationalis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 No. 3 (1996), pp. 357~370.

[3]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4]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83/1991).

[5] 不過,在日本、朝鮮以及越南都曾出現視自己為「中心」的思想,日本學術界稱之為「小中華思想」。江戶時期的山鹿素行(1622-1685)在其著作《中朝事實》(1669年)所形塑的正是以日本朝廷為中心的主體性意識。參閲山鹿素行著、廣瀬豊編,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 第一三卷〉(東京:岩波書店,1940年)。

[6] 當然,這點對中國而言,基本上所指涉的是漢民族,至於其他少數民族在中國蛻變到現代國家的過程中所面臨異於漢民族的困境,則需另作分析。

[7] 朝鮮與越南的許多菁英還在殖民地時代獲得民族自覺的機會,並帶動一般民衆凝聚了一定程度的民族意識,為日後建立民族國家奠定了基礎。

[8] 祇限於主要民族的京族。

[9] 嚴格而言,並非如此。從一八七九年開始所有沖繩縣令或縣知事均由日本本土所指派,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沖繩為美軍所佔領爲止。另外,日本在統治沖繩初期採取了具某種懷柔意義的漸進方針,推行了維持相當長時間的「舊慣溫存」政策。

[10] 嚴格説來,「同化政策」的性質並非純文化層面,而常常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

[11] 日本在其後獲取的殖民地所推行的「同化政策」與其在沖繩所實施的大同小異,尤其與一九三七年後同樣在臺灣與朝鮮所強制推行的「皇民化教育」,更是高度一致。

 

 〈請繼續閲讀 琉球故事〈五〉「三起三落」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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